2024年3月31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哲学系列讲座第八讲“犬儒主义与‘真正的生活’的可能性”在闵行校区人文楼2102举行。本次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周濂主讲，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惠春寿主持。
讲座伊始，周濂教授简要介绍了“犬儒主义”（Cynicism）的历史背景。“犬儒主义”源于古希腊城邦传统，它不仅表现为行为上的乖张不羁，也反映了人们整体生活世界和生活方式的转变。随着希腊城邦的衰微，在城邦生活的人们逐渐丧失了生活的完整性，他们不再反思什么才是理想的城邦，而是去思考个人如何获得幸福的问题。
这种生活整体性的丧失与现代人的生活世界相契合。在现代社会，生活不再存在总体性的意义结构，而是表现为纷繁复杂的价值选择与生活方式。面对生活总体性的丧失，自由的现代人不得不像几千年前的古希腊人一样思考个人如何获得幸福的问题。然而，与古代的“犬儒主义”不同，现代的“犬儒主义”变成了“狗智主义”（cynicism）。
在讲座过程中，周濂教授论述了“犬儒主义”从古代到现代的更迭，最终试图说明，古代犬儒主义虽然行为怪异如野狗，但其目的是找到真正的生活；而现代狗智主义则在行为上体现为从“野狗”到“家犬”的转变，他们虽然看穿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但依然在行动上毫不犹豫的迎合它，放弃了对真正生活的追寻。
首先，古代犬儒主义具有其正反面。古代犬儒主义强调依照“自然”而生活，这种对自然的强调则在于对人类身体的强调。犬儒主义者认识到身体是社会规范起作用的场所，要反抗精神的压迫，就从反抗对身体的规训开始。因此，犬儒主义者在行为上常常表现为丧失常人的羞耻感，通过离经叛道的行为重估一切价值，以一种毫不遮掩的行为方式与自己的良心对话，并认为后者才是真正值得过的生活。虽然犬儒主义者反对外在的规范，追求依照良心而过的生活，却也难免哗众取宠、工于心计之嫌。如果叛逆的行为成了刻意而为，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背弃反而成为了与其深刻的联结纽带。
启蒙时代的犬儒主义者没有放弃对本真性理想的追求，认为人要忠于自己，并询问真正的生活如何可能。然而，以狄德罗《拉摩的侄儿》为例，狗智主义也在现代世界诞生了。狗智主义者放弃了对真正生活的追求，认为这既无必要也无可能。狗智主义者以一种同质化的方式面对生活中的“好”与“坏”，虽然其看穿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但却以抹杀一切价值的方式放弃了思考，并乐此不疲地与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合谋。
周濂教授认为，面对现代的狗智主义，我们能采取的方式就是在既定宏大叙事的缝隙中寻找重建生活方式的可能性。重返私人世界，找到自身的意义锚点，并在此基础上重返公共生活，建立与他人真正的道德联结。
讲座结束之后，在场的师生们围绕“integrity”的概念，以及“古代犬儒与斯多葛学派的区分所体现的生活方式选择”等问题与周濂老师进行了交流和讨论。现场学术气氛活跃，引人深思。
供稿：马圆圆
供图：马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