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7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社会认识论研究中心承办的“社会哲学视阈下的黑格尔与马克思——青年学者圆桌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哲学系2402会议室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余位青年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黄慧珍主持会议开幕式，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朱承为开幕式致辞并对与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
27日上午上半场，在黄慧珍的主持下，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阳进行了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生产与时间：‘生产的时间’、时间-生产与‘时间的生产’”的报告。周阳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展现了生产与时间的三重关联。就生产总体中的时间而言，生产的“现在”包含了对“未来”的预期，但除非让生产去中介作为中介的消费，生产与消费相互中介的体系、生产的总体、“现在”就不能建立，只是这样的生产自身也就被时间分裂了。就“时间中的生产”而言，马克思既没有将作为“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视为牢固的基点，也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作为“可能”的历史上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而是希望打破“可能—现实”逻辑，引入“不可能—偶然”结构。最后，周阳指出，艺术是“时间的生产”的想象，它象征了生产本身总是游走于历史与未来之间的这种不平衡性。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潘斌、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李哲罕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韩蒙对报告进行评议。潘斌分析了经济决定论、多元决定论和不足决定论三种决定论，为报告中的不足决定论提供了开放性解释，建议在具体方法和操作性上进一步优化。李哲罕建议报告可进一步区分历史哲学中的“时间”和生产中的“时间”，指出消费和生产、生产和消费的论证结构可类比黑格尔国家的论证结构展开，同时充分肯定矛盾与断裂的发现和克服对社会演进的重要意义。韩蒙补充了学界对时间的连续性、当下性和空间性问题的研究前沿，并提出可从劳动角度对“时间”范畴作进一步分析。
在自由讨论环节，各位老师还围绕两种“时间”范畴的辨析、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实现的预期、历史必然性如何在特定结构中理解等话题展开讨论。
27日上午下半场，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编辑部周小玲的主持下举行了两场主题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陆凯华进行了题为“社会劳动的‘美的规律’：作为劳动解放的范导性观念”的报告。陆凯华认为，康德先验哲学的鉴赏性原则及其与范导性观念的内在联系，可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下得到进一步澄清，进而为社会劳动内在的社会解放向度贡献一种富有建设性的解释模式。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袁蓓、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爱民和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艳如对报告进行评议。袁蓓指出报告以《1844年手稿》为文本依据，引入康德来探讨社会劳动符合“美的规律”的命题，这展现出了有别于传统的近黑格尔阐释路径的巧思和新意。但不应忽视的是，马克思在不少论著中都提到了劳动与私有财产以及社会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对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深刻影响着劳动解放的潜力。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劳动组织形式使人们在劳动中无法获得美的享受，那么探讨劳动解放问题是否可以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值得商榷。
周爱民认为报告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探讨劳动解放问题并给出一种劳动美学的解答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建议关注当代社会劳动分工体系下的理论普适性问题。徐艳如对报告中关于劳动审美的理解表示高度认可，并从马克思出发，建议报告中的“主体”一词可替换为“现实的人”。
陆凯华围绕超越主客辩证法及审美对承认环节的显象两个方面做出回应。在本场报告的自由讨论环节，一些老师还围绕康德美学相关范畴的辨析、浪漫主义的复归、社会解放和人文危机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魏博进行题为“劳动的三项关系式与法权状态的逻辑结构——以《耶拿体系草稿III》‘意志章’为中心”的报告。他指出，《法哲学原理》对劳动的阐述已然是在法权状态中进行的，而在《耶拿体系草稿》中则是在法权状态之前。黑格尔在耶拿时期赋予了劳动更基础性的地位，并在《耶拿体系草稿I》和《耶拿体系草稿III》中以三项关系式的形式阐明了劳动的推论结构。魏博尝试以“直观的劳动→反思劳动→家庭财富→排他与占有的双重颠倒=自然状态→相互承认=法权状态”的顺序说明劳动对法权状态的奠基意义。
上海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乔戈、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李哲罕和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艳如对报告进行评议。乔戈补充了《耶拿体系草稿》整理工作的背景，指出该报告对于填补相关领域研究空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指出可对“意志章”中“劳动”的地位做进一步讨论。李哲罕指出，不断回到事实状态中重构所有权体系是问题研究的核心。徐艳如肯定了报告对法权关系的研究逻辑，指出“伦理之爱”对“工具理性”的扬弃是整个论证的重要环节。
在自由讨论环节，老师们充分肯定了报告的研究思路，并提出了一些想法和建议。一是报告中对哈贝马斯劳动范畴的批判分析可以进一步展开。二是可以适当说明从“劳动”角度切入意志论的背景和意图。三是学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理解存在不同角度，选择何种方式来理解将会产生不同的研究结论。
27日下午上半场，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田润的主持下，举行了两场主题报告。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吴奇的题目为“价值形式批判语境下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基于海因里希与‘价值批判小组’”。张吴奇阐述了海因里希和以罗伯特·库尔茨为代表的价值批判小组，虽然在理解价值的抽象劳动根源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极限上存在根本对立，但是他们都借助价值形式分析将《资本论》的批判指向了一种结构性的、无人身的社会形式或资本逻辑，进而拒斥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话语。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乾坤、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阳和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李嘉弘对报告进行了评议。李乾坤补充了 “脱嵌”意义上的抽象劳动和以社会交换或货币形式为前提的抽象劳动以及二者所引出的对价值、危机、信用等问题的理解，指出了海因里希和价值批判小组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上的缺失。周阳结合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认为在价值形式理论之前和从价值形式理论向危机论的推导之间，存在尚待说明的过渡环节。李嘉弘指出，在劳动价值论的新解或误解的谈论背景下——例如人类学对劳动价值论的反思，海因里希与价值批判小组之间从价值到利润率下降和阶级斗争的分歧，需要更具体的说明。
张吴奇围绕兼具激进和消极两重批判面向的价值形式批判的独特逻辑，对上述评议做了充分回应。在本场报告的回应环节中，一些老师还就劳动价值论的数学化问题，即不从劳动价格而单纯地用物质量来界定价值，展开探讨。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牛婷婷进行了题为“黑格尔的内在批判与标准困境的解决”的报告。报告指出，依托批判理论将黑格尔视为“内在批判”方法奠基者的基础，可以将辩证法理解为一种黑格尔式的认识方法，即连贯而可循环的可谬论。知识的状态立足于但不满足于其环境，在自我批判中澄清自身，使知识整体化显现。黑格尔的内在批判就是这样一种具有严格自我审查特征、又有着不竭动力的认识论结构。
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乔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洪凯源和殷紫丹蓝对报告进行了评议。乔戈解释了批判的内部视角和黑格尔内在批判方法的不同，后者要解释的是阻碍批判意识形成的机制。限于黑格尔有一个从低到高的理性与进步观念，或不能归入持相对观念的可谬论。洪凯源阐述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预设了我们不在外部视角中进行认识，因此事实上不便谈论体系的开放性。殷紫丹蓝从黑格尔的文本出发，认为在作为表象的知识和作为真理的知识之间的区分以及辩证法的激进性与突破性在市民社会后的显现的环节，需要文本上的进一步补充说明。
各位老师还就把认识论困境理解为社会本身的困境所造成的认识论的合法性问题、主张主客同一的认识论与个体知识论的不同，以及黑格尔的内在批判方法与社会认识论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图为会场）
27日下午下半场，在上海师范大学期刊社姚聪聪的主持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崔琳菲进行了题为“历史唯物主义之‘物’的交互关系属性——以费尔巴哈的革新与停滞为例”的报告。马克思何以能够超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此为出发点，崔琳菲指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其地基在于自然主义和对象实在法；马克思通过指出物的交互关系属性，超越了费尔巴哈，为唯物主义开辟了新视角。具备与主体交互能力的客观对象物，同时在与主体相互辩证发展的过程中共同形成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韩蒙、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爱民和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陈曲对报告进行了评议。韩蒙和陈曲都谈及费尔巴哈在何种意义上是唯物主义者的问题，并进一步延伸到为什么马克思称费尔巴哈为唯物主义者的问题上。韩蒙认为，如果从文本看，费尔巴哈已经有意识地引入了关系性维度，因而才具有唯物主义特征。陈曲指出，马克思之所以要超越费尔巴哈无历史视野的唯物主义，缘于他要区别于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相关联的社会主义倾向。周爱民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劳动实践的塑造之后的主体是什么样的主体？并且，物的重要性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如果还从物上找寻规范性，不免面临“再形而上学化”的诘难。
在评议环节后，专家们进一步展开激烈的讨论，一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与法国社会主义之间的关联，二是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读到的费尔巴哈的著作各版本的差异所产生的影响，三是费尔巴哈的主体间性问题。崔琳菲承认费尔巴哈与法国唯物主义的相关性，但也指出自己的理论地平是德意志传统文化的自反省与启蒙。
会议闭幕式上，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潘斌总结致辞，本次青年学者圆桌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图/罗凯夫
文/陈昱竹、詹梦娇、王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