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历史学系

讲座回顾| 张帆:《元典章》与元代社会

来源:历史学系发布时间:2023-05-23浏览次数:156

2023519日晚1900,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张帆教授于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5303报告厅进行了题为“《元典章》与元代社会”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文杰主持,历史学系包诗卿、杨光、张凯悦三位老师与校内外数十名学生到场参会。

讲座伊始,张帆教授介绍了《元典章》的流传与性质。《元典章》是元朝前、中期法律文书的汇编,由元代南方的书商编纂,最初目的是为了卖给想要通过衙门考核成为“公务员”的读书人,后亦供官吏随时翻查朝廷各方面的文书与成例。元朝灭亡后,该书逐渐散逸,多以抄本辗转流传。光绪三十四年(1908),《元典章》沈刻本刊刻出版(该书由沈家本作题跋,并非由其刊刻),由于时人不懂元代文体,故该本从抄写到刊印,错漏甚多;1925年故宫中发现了该书的元刻本,可补沈刻本诸多问题,但其本身也有许多方面需要整理,在当时未能影印或排印,直至1976年才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元典章》是现存最大宗的元代公文史料汇编,内容丰富且重要,但因过往长期没有点校本,识读理解相对困难吃力,这一情况直到海峡两岸两个版本的点校本《元典章》相继出版才有所好转(陈高华、张帆等点校本2011年出版;洪金富点校本2016年出版)。

以《元典章》为切口,张帆教授概括性地介绍了元代汉文公文的传世情况。元代传世汉文公文主要可以分为四类,其一为黑水城文书为代表的原件;其二为抄本,徽州族谱中散见关于祖先在元代委任书的抄录;其三为石刻,以原碑、拓片、照片或录文等形式留存;其四为最大宗的刊本,包括各类公文汇编,政书、类书所载单篇公文和公文格式,文集所载公文等等。公文史料的原始程度可分为全文、残缺、剪裁、压缩与改写五种形式;其文体可大致分为汉文文言体、汉文吏牍体及蒙文直译体;从公文的运行关系上又可以分为下行、上行、平行以及复合四种类型。《元典章》是一部主要以公文内容剪裁为主要形式,以汉文吏牍体和蒙文直译体为主要文体,运行关系多为复合文书的刊本公文汇编。

《元典章》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主体部分60卷,收录元宪宗七年至仁宗延佑七年(12571320)文书,后有不分卷的新集补充至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总计收录文书共2637条,部分文书以表格和图表的形式出现,约八十万字,或许在其他朝代的相关材料中并不算多,但对元朝而言已经是相当大宗的文书了。《元典章》长期以抄本形式流传,但故宫中有元刻本,《四库全书》编纂时以其“载皆案牍之文,兼杂方言俗语,浮词妨要者十之七八”之故仅存目;清儒对《元典章》有一定利用,如邵远平《元史类编》即有引用,钱大昕也利用《元典章》讨论过一些问题;晚清沈刻本沈家本的跋文便已批评了既往以“文字之见”对该书“屏而不录”的情况;1976年影印元刻本出版,蒋复璁在序文中称其“实为无价之宝”。诚然,《元典章》中大多为独家材料,且由下层汇集编纂,内容也能切实反映下层社会生活实态,加之元代此类史料较之其他时代稀少得多,如此更显珍贵。

针对《元典章》的价值,张帆教授认为其基本上属于第一手资料,虽存在删节和抄录错误,也较多地保留了文书原貌;其中有较多反映社会基层情况的内容;所选文书多标明传递关系与运行过程,有助于理解元代各机构职掌、彼此关系及行政运作经过;多俗语、俗字,对研究汉语汉字发展史有重要价值。但是,传世《元典章》错误甚多,整体上粗制滥造,文字脱漏、抄刻错误严重,无论是沈刻本还是元刻本都是如此;内容中夹杂大量与汉语常规语法、词法迥异的蒙文直译体文书;许多公文结构复杂,层次繁多,在抄刻有脱误的情况下更加难以分辨;内容常涉及元朝特有的制度、名词,非专家不能通晓;且时有异体字、俗字及部分字迹有描改等各类问题,这些都加大了其在实际阅读与利用中的难度。

随后,张帆教授举例介绍了《元典章》中公文结构的两种常见类型:一类是皇帝或高层机构(中书省、御史台、行省等)下发的指导性文件,内容相对较为宽泛,往往包括多个事项,结构相对简单;处理具体事务或针对具体事例发布的公文,结构有时相当复杂,某些环节所涉事务可能要反复经多个机构处理,各机构先后陈述事由,加签意见,最终形成如竹笋般的复杂结构,且公文中内容转引大多扼要概述,并非逐字逐句的公文原件,精确分层与正确标点殊为不易。

最后,张帆教授以《元典章》中刑部、户部公文以及附录《都省通例》中如“县尉与达鲁花赤互相殴詈”、“户绝家产断例”、“乱言平民作歹”、“贴书犯赃却充俸吏”等几则具体材料为实例,不仅详细示范了元代汉文公文材料的整理与释读,更是以这几个案例在当时的处理情况为切口,以点带面,为如元代对奴隶的处理、“四等人制”的落实、元代地方民族关系的情况等这些既往谙熟的认识举出一些“反例”,进而得以呈现出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复杂与张力。张帆教授还提醒我们,研究中在关注黑水城文书一类文献的同时,也应提高对如《元典章》这类相对更为系统、完整文书的重视程度,其中依旧有大量问题值得关注和讨论。

在互动交流环节,主持人李文杰教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李老师指出,张帆教授的讲授细致又风趣、专门却不枯燥,不仅可以使到场听众记住《元典章》这部公文汇编,更是详细示范了该如何利用这类史料,并且从中解读出其中包含的元代政治、社会方面的种种细节。随后,就讲座中所提到元代公文的特征与结构,李文杰老师结合自身的研究重点,从清代的公文流转情况、引文结尾用语、上谕生成过程与张帆教授进行了对比与探讨。此外,到场师生还就“元朝皇帝的汉文水平”、“《元典章》具体案例中回回人口头与书面语言的使用”、“元代地方监察制度的运转”、“元朝研究的新问题与新材料”、“蒙古史与元史的关系”等多方面问题同张帆教授进行了细致且深入地交流,现场氛围活跃热烈。

本次讲座在与会师生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