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5日下午14:00-16:00，华东师范大学“卓越讲坛·史学前沿讲座”在人文楼5303顺利举办。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进行了题为“传舍观天下——日常统治研究举例”的讲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思勉班”导师李文杰老师主持此次活动，累计超过2万人次线上线下观看。本讲座为华东师范大学第11期卓越讲坛系列活动的第一场，该系列由“历史＋”拔尖学生培养基地主办，将于2023年3月陆续推出四讲，分别围绕史学前沿问题、跨学科方法、史学论文写作和经典导读，并通过全国线上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视频号直播。
讲座伊始，主持人李文杰教授首先向与会师生介绍了主讲嘉宾的研究经历。侯旭东教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日常统治史研究，代表作有《什么是日常统治史》《汉家的日常》等。本次讲座，侯教授将围绕汉代“传舍”这一机构，探讨地方机构与日常统治、皇帝与各级官员、律令与王朝存续之间的关系。
侯旭东教授首先介绍了本场讲座的“主角”——传舍。这是一个不起眼却必不可少的王朝基础设施，类似于后世的“驿站”、“招待所”，主要职能是为过往出差的官员提供免费食宿与车马。传舍作为官办机构，最早出现于战国后期，一直沿用至东汉末年。它由国家财政拨款运营，使用者需要持有官府开具的“介绍信/通行证”，时称“传”或“传信”。传舍级别虽低，却数量庞大、分布广泛，据侯教授的研究推算，西汉约有2057个传舍分布在全国各地。
传舍的使用情况可以折射汉代王朝运转的日常状态。从皇帝到县级机构，传舍的运作涉及甚广，可谓贯通上下。侯教授以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为例，分析指出：无论是中央官员对下属地方的日常管理与监督，还是郡国间官吏外出公务的频繁往来，都离不开传舍的供给。在人员、物资流动的日常工作中，传舍发挥了不可取代的“纽结”支撑作用。
传舍的日常运作需要制度化的管理来保障。早在秦代，朝廷就通过律令规范了传舍运作的标准，涵盖了使用传车、传舍、传食的对象、规格等若干界限。侯教授专门就《二年律令·传食令》中所见口粮标准，向大家展示了传舍在食宿供给方面严格的制度要求。秦汉时期是中国“律令制国家”建设的起步阶段，规范传舍运作的律令构建出一套围绕官府行为、基本自足的制度空间。正如汉代文书中“如律令”这样常见的表述，此类日常性的行为基本无需皇帝过问。
随后，侯教授又讲解了“传信”中所见君臣政务分工。“传信”（类似于使用传舍的“介绍信”）牵涉自朝廷到郡县多个机构，同时又出土较多，是窥见汉王朝上下行政运作的重要材料。侯教授详细解读了传信蕴藏的历史信息：传信大多围绕王朝运转中海量的日常事务，这些琐事的处理体现出君臣政务的明确分工。此外，通过传信文书亦可认识到汉代皇帝角色的张力——一方面，皇帝诏书可以超越律令，皇帝的个人意志拥有突破律令的权力；而另一方面，皇帝在鞭长莫及的日常事务中，其权力甚至可以在“例行公事”中被臣下预支。
不过在传舍的实际运行中也有让皇帝力不从心之处。汉宣帝时皇帝诏书“三令五申”已经暴露出，传舍招待费用膨胀已经滋长到危害国政的程度。根据悬泉汉简的记载，传舍被地方官员用来接待亲属朋友；传舍的马匹管理也存在严重的失职问题；官员还挪用传舍资源来满足自身私欲。传舍监督机制的失灵反映出汉王朝官僚体制的管理弊端，低效的监察体系为下级官吏捕捉制度漏洞提供“温床”。这类弊病并非个案，而是官吏群体谋求自身利益的自发行动，皇帝无处下手根除。
侯旭东教授最后总结道，立足长时段的观察不难发现，官僚体系与制度漏洞是王朝时代反复、延续和不变的问题。尽管在后世“传舍”之名几经变更，可这类制度却在“重建—积弊—崩塌”的循环中反复出现，体现了广土众民的王朝统治中面临的持续困境。这或许可以启发研究者们关注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
讲座结束后，侯旭东教授还在线回答了与会师生的疑问。主持人李文杰教授对侯教授深入简出的讲授表示感谢，并希望与会的同学们能够吸收有益的治学方法。活动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供稿：叶芷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