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 刘国鹏：民国时期的中梵关系——以首任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为中心

2022年12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基督宗教研究》（CSSCI）执行主编、中国宗教学会理事刘国鹏老师应邀开展了一场主题为《民国时期的中梵关系——以首任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为中心》的讲座。本次讲座系华东师范大学“百场校级学术讲座”暨“大夏世界史论坛高端讲座”，由历史学系张锐老师组织并主持，吸引了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罗马大学等海内外高校的近300名师生。

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中国意大利研究会以及上海市外办等组织和部门专家线上参加本次讲座。同日，梵蒂冈官媒Fides报道此次学术活动，并称赞其积极意义。

讲座伊始，主持人张锐老师表示，对于意大利史和天主教会史的研究而言，2022年是诸多历史事件的纪念之年。今年既是首任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1876-1958）来华百年，也是号称“中国人的教宗”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1922-1939年在位）登基百年，还是罗马教廷传信部（今“万民福音部”）成立四百周年。1922年，意大利人刚恒毅被教宗庇护十一世任命为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同年抵达北京，在职期间为推进中梵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谓是天主教中国化的分水岭式人物。

主讲人刘国鹏老师的研究领域为当代天主教会史、比较宗教学、中西文化比较等，其代表作《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曾获得第六届胡绳青年学术奖，其内容以首任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在华教务活动为经，以同时期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运动为纬，是研究20世纪初中国天主教会史不容忽视的佳作。本次讲座，刘老师旨在从历史的角度，梳理清末民初的中梵关系，介绍驻华宗座代表制的设立，重构中梵关系发展的复杂进程。

随着作为“教宗使节”的宗座代表制设立，教廷将驻华宗座代表一事提上议程。刘国鹏老师指出，在刚恒毅来华之前，宗座代表曾另有人选，即路易吉·拉维特拉诺主教（Luigi Lavitrano, 1874-1950），但由于路易吉的坚辞而作罢。至于刚恒毅，则是因为他在1920年担任斐乌梅（Fiume，今属克罗地亚）教区宗座署理期间，调停了斐乌梅的“邓南遮军团”和意大利政府军之间的冲突，以“三寸不烂之舌”化干戈为玉帛，获得了教廷国务卿的赏识。1922年，在经历了几番抗命与挣扎后，刚恒毅最终接受了赴华的使命，并于当年9月由威尼斯秘密出发。

刚恒毅来华后积极推动中国天主教“本地化”运动，而新的时局变动也为中梵关系带来了新转机。随着法国保教权的衰落，阻碍天主教“本地化”的外在因素式微；罗马教宗也在积极推动“本地化”运动，1926年宣布祝圣了6位中国籍主教。1926年，刚恒毅起草了“中梵秘密教约”，内容仅涉中国神职人员和信徒，不与法国保教权和其他旧有条约冲突。刚恒毅此举具有前瞻性，虽然该“教约”最终未能正式实施，但提出了对中国主权的尊重，使得中国天主教会本地化步入正轨。

尽管如此，民国时期的中梵建交依然几经波折。1929年，中梵又经历了一次未果的建交尝试。宗座代表刚恒毅同南京国民政府展开了交涉，与时任外长王正廷拟定了带有外交性质的中梵“教约”草案。但中、梵、法三方在政治上的多边角力，法国保教权的“死而不僵”，最终导致中梵建交再次失败。到了抗日战争期间，中梵建交又迎来新局面，虽然法国在二战中无法掣肘；但日本又介入了中梵关系，阻挠中梵建交的动议。1942年继日梵建交后，中梵终于建交。但是，在中日竞争的背景下，圣座仅接受中国单方面派使，而继续在华保留宗座代表，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教宗庇护十二世正式宣布中国圣统制的建立，同意设立驻华宗座公使，中梵关系这才迎来了新的转机。

刘国鹏老师最后总结道，尽管今天中梵关系依然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面临着挑战，但2018年9月22日中梵双方就主教任命签订了临时性协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梵关系发展的重要硕果。鉴古方能知今，梳理中梵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有利于我们展望未来。在过去的4年里，中梵双方就“主教任命”问题保持着友好共识，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中梵关系发展的良好前景。

讲座结束后，与谈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谢斯杰博士对讲座进行了评议，同时也分享了他本人参与、张锐老师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罗马教廷对华政策研究（1622-1939）”的最新成果。此外，主持人张锐老师感谢了刘国鹏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学术报告，也高度肯定了刘老师的研究论著为中梵关系史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框架，廓清了历史迷雾，打开了新的历史视野。

最后，主讲嘉宾还耐心回答了与会师生的提问。在热烈的掌声中，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