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3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2022年第77场百场校级学术讲座暨历史学系“大夏中国史论坛”前沿讲座第8场在腾讯会议举行。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老师为近三百名师生带来了题为《新文化史与新政治史：互鉴与思考》的讲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唐小兵教授主持此次学术活动。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社科院、四川大学、湖南大学等校300余位师生在线参与了此次讲座，“腾讯会议”直播间“座无虚席”。
讲座伊始，唐小兵教授先向与会师生介绍了潘光哲老师的学术经历。潘光哲老师历任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财团法人纪念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董事长等职，现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学者，著有《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华盛顿神话」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等专书及学术论文八十余篇。唐小兵教授还特别结合自己认识潘老师的机缘及与之交往的历程，认为潘老师是一名勤奋、有创造力、且有贡献的历史学者。
讲座正式开始后，潘光哲老师首先提出，“新文化史”是目前学界极为注重，但本身内涵又极其复杂的研究思潮。在反思趋于琐碎的“新文化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潘老师结合自身对晚清士人阅读史的研究指出：虽然“新文化史”研究蔚然成风，其核心面向仍然与“新政治史”有着紧密关联。学者们所关心的议题，如权力与被支配、政治宣传和动员等等，从本质上说，均系“新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潘老师认为，考察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核心的日常生活形态如何被现实政治的考量所形塑，应能成为沟通“新文化史”与“新政治史”的重要面向。
潘光哲老师接着指出，揭示历史脉络当是“新文化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他以达恩顿《屠猫记》一书为例，分析了作者在考察法国近代屠猫史事背后揭示出来的历史脉络，即虽然在旧体制下手工作坊学徒通过屠猫表达不满，但这种反抗并不能与暴力革命等量齐观。潘老师进一步指出，达恩顿的研究提示了后来的研究者，在梳理故事发生的“来龙”与推演其后的“去脉”之间的联系时，须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对二者的因果联系应详加思索后再作定论。
那么，如何在既有的知识生产关系和过往繁杂的历史图像中找到可以继续拓展的研究空间呢？潘老师以梁启超思想中的外来因素影响为例作了解答，即研究者须“放宽‘历史的视野’”。他指出，研究梁启超思想不可持“一刀两切”之观念，如不能因其早年受日本学说影响而忽略其晚年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以及注重发掘同时代人对德国政治家伯伦知理思想资源的共享，等等。
形象史和记忆史是“新文化史”与“新政治史”互动的两个重要研究领域。潘老师分别以民国时代的“华盛顿神话”和法国史家诺拉的“记忆所系之处”（“记忆之场”）理论为切口作了详细的介绍。他指出，对人物形象的理解、认识和形塑蕴含了丰富的历史脉络，研究者可从人物的偶像化、形象化故事中挖掘出不同政治群体竞争的历史根源。而在记忆史领域，潘老师认为，历史学者是记忆的“解剖者”，其责任在于使记忆“去意识形态化”并揭示其形成的过程，但对历史记忆的反思亦不能掉入虚无主义陷阱之中。分清“的确发生”和“未曾发生”之事，因此应当是书写历史记忆的本分所在。
冷战的文化史研究也是“新文化史”与“新政治史”方法交互的学术场域。潘老师举殷海光对美国书籍的阅读与接受、美苏“教育现代化”改革与“新左派运动”兴起的关系、以及“自由列车”对美国国家形象建构作用等议题为例，提出了在基于档案的研究范式之外另一种可能的冷战文化史研究范式，从而有助于更新冷战当代史的研究思路。
在梳理了几种“新文化史”与“新政治史”研究互动方式的基础上，潘光哲老师提出了“新文化史”应当回归既有本国历史实践传统的希望。他援引了陈寅恪、陈垣等史学大家所具有的理论关怀与底层视野，并对新一代有志于史学研究的青年提出了“讲宋学、行汉学”的期望。具体来说，潘老师以近代以来不同地域士人的阅读史，也即“书本地理学”为引子，希冀他们能够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新的史学理论，同时又能身体力行地去细读基础史料，培养对史料的熟悉感，从而在史学研究中开拓出新气象。
讲座的最后，主讲嘉宾同与会师生进行了交流互动。唐小兵老师表示，潘光哲老师的讲座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对文化史与社会走向的根本联系、政治神话和政治崇拜的理路纠缠以及记忆解构与避免虚无主义等议题进行了条分缕析的勾勒，使人受益匪浅。唐老师还就“书本地理学”向与会师生推荐了人文地理学大家段义孚先生的著作。在提问环节，潘光哲老师与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师生展开对话，讨论了阅读史研究可能的突破方向、近代“国民革命”概念的内涵以及当事人记述的史学价值等问题。讲座在与会师生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