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刘伟才老师介绍了19世纪欧美人开始进行非洲探索并留下大量行记材料的历史背景。大西洋奴隶贸易式微后，以收购非洲野生物和农产品、销售欧美工业品为特征的“合法贸易”的兴起自然促动着欧美对非洲的土地、人民、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进行全方位探索的热情。欧美人对非洲探索的热切，除了受经济利益驱动外，亦有扩展宗教、了解未知世界、实现个人追求等社会风潮的影响，由此产生了探险家、传教士、商人、猎人、学者、殖民军官或官员等多种身份的旅行者。这些身份各异的旅行者在非洲探索后所留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各类记录，如专著、回忆录、日记、信件、报刊文章、公文等多由当时的欧美出版界、新闻界及相关机构在探索与扩张的风潮影响下所大量刊载与保存。
刘老师强调，欧美人的非洲行记自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外来者的误解、偏见与敌视以及白人种族优越论的倾向；针对同一对象，不同记录者的行记也可能会因语言、认知、地理等种种复杂因素而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表达；但是，这类行记自身在形式、逻辑等方面均有可取之处。在19世纪非洲大部分地区仍无书写文字的情况下，欧美旅行者的记录可称宝贵，其中主要包含了大量的经济史资料、社会文化史资料、非洲相关地区古代史资料、非洲近代重要历史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以及城市史、医疗史、环境史等各类丰富乃至独一无二的历史资料。
随后，刘老师提出了行记史料运用的基本原则与方法。首先，应对旅行记录的史料价值予以充分的承认与重视；其次，针对同一对象或主题，应注重综合运用来自不同时代以及不同身份记录者的记录；最后，还应注重将旅行记录与非洲人口述资料、人类学研究成果、考古研究成果等其他类型资料结合。
刘老师以传教士的行记与19世纪南部非洲史研究的关系为例，说明了行记史料在非洲近代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传教士因其殖民扩张先行者的身份，其记录得以保留了非洲部分地区和国家在遭到殖民入侵前的宝贵资料；因为传教士及其传教组织往往扎根特定地区且长期居留，这使得他们对非洲人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记述相对更为深入、全面且更具客观性，加之传教士相对较强的平等意识与相对“超然”的宗教身份，他们在面对“异质”文明的时候往往更为客观理性，其记录更能呈现出非洲文明的特殊性或者优点；此外，传教士依托当地统治者开展活动，能近距离观察相关王国或部落的重要人物甚至与之互动，有机会成为特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甚至参与者，所以其记录自然直接地呈现着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史、政治史、社会文化史等。故而，诸如欧仁·卡萨利关于索托人社会文化的记录、威廉·肖关于科萨人政制与社会文化的记录、约翰·麦肯齐关于茨瓦纳人信仰与风俗的记录之类欧美传教士的行记材料，虽然同样难以完全避免如外来者的误解与偏见、白人种族优越论等固有问题，但这些珍贵的一手材料却依旧是现存各类相关史料中相对真切可靠且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
刘老师的报告结束后，李晔梦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详细总结。同时，李老师提示我们注意多方材料的对比互证能更有助于了解十九世纪以来非洲的历史；在面对历史人物与历史资料时，应尽量避免过于主观的判断，应该更客观地审视材料与事件本身的价值，进而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进行针对性的选择与取舍。
在提问与交流环节，刘伟才老师同参会师生就“由非洲探险史到非洲旅行史的转变”、“医学传教在非洲的发展情况”、“欧美传教士在非洲活动相关史料的获取”、“非洲走向现代的历史评价”等问题进行了积极且深入的交流探讨。
本次讲座在与会师生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