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大70周年校庆·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70场于2021年11月13日上午在人文楼5403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历史学系张锐老师主持，主讲人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董少新教授，主题为“明清时期中西关系史研究入门”。此次活动吸引了系内外近百名师生，我系朱明老师、刘建平老师、周娜老师和谷继坤老师也参与了讲座。
本次讲座内容涵盖了明清时期中西关系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基本特征、基本问题、研究缺陷四个方面。讲座伊始，董老师先对“中西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西域”与“西洋”两个名词做了概念上的辨析。中国与欧洲地处亚欧大陆的两端，而这种地理上的关系，使得“西域”和“西洋”的概念相继出现。在1500年新航路开辟以前，古代中国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广州通海之道两条路径，与西域各国进行贸易往来；在此之后，世界各区域的联系加强，相互隔绝的局面被打破，“西洋”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二者相比，后者在贸易往来方面的中间环节更少、耗费时间更短，首次直接地与中国产生了联系。
随后，董老师通过介绍研究中西关系史中的趣味和门槛，来说明中西关系史研究的基本内容。结合自身体验，董老师提出主要的趣味有三：一是能够周游各国，与不同的人群结识，并了解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种族文化背景；二是具有“专门化”特征，可称为“冷门绝学”，对知识与技能的储备要求高，如学习外语、辨认手稿等，在探索和钻研中收获乐趣；三是能够享受在中西文化之间交叉穿梭的乐趣，在文化的冲撞中开阔眼界，丰富精神世界。
而研究的门槛主要涉及到语言学习、中西文献的对话与互证、贯通中西文化三个方面。在近代早期，中国与世界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联系，西方国家亦通过传教的手段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联结性。另外，十六到十八世纪大大小小的冲突与战争也留下了大量文献资料。董老师通过详细介绍了十六世纪早期、十六世纪后期、十七世纪以及十七世纪后期四个阶段中国分别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的关系，说明多国语言的学习与文献的互证对话对研究中西交流史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董老师还强调了阅读技能培养的重要性。与现代规范书写和印刷的文本不同，近代早期的文献多以手稿的形式保存下来，各种字体、写法不统一，因而释读手稿的能力也非常重要。除了语言和文献两大考验之外，中西交流的研究对于学者是否兼通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化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在西方记载的文献中，对于中国的官职名称的记载往往较为模糊和笼统，无法从材料中直接定位到具体官职和具体人物，这便需要对中国古代的官制有一定的了解，才能使研究更加准确和深入地进行下去。反过来，在研究西方历史文化时，也应当具备相应知识背景的储备，否则研究将难以完整、全面地开展。
接下来，董老师对近代早期中西交流的基本特征进行说明。基本特征主要有四：其一，中西的接触和联系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呈现出越发频繁、密切的样态；其二，在交流过程中，中国对于欧洲的影响实际上远大于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这从文本资料的数量、在欧洲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等方面可以看出；其三，近代早期是中西相对和平、平等交流的时期，文化上虽有强势，但多以“入乡随俗”方式呈现，侵略性较弱；其四，中西关系是近代早期全球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
董老师表示，在中西交流领域研究中应当注意三个问题。其一，我们应反思现代世界形成中中国以及亚洲的作用。在思考现代世界的起源以及形成原因，过去常常认为是欧洲人来到中国，将中国拉入了全球性的贸易网络体系，但实际上忽视了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作用，即欧洲人来到亚洲后加入了既有的网络体系；其二，我们应反思“西方科学技术”的说法。从横向和纵向的角度进行溯源，科学技术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从属于某一国家或某一群体。现代科学是在各民族科技知识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不是依靠某一方的力量独立完成；其三，我们也应反思“闭关锁国”的说法。这种话语最早是十九世纪西方侵略中国的接口。并且在事实上，中国也从来不是闭关自守的，在同时代，中国在接纳传教士、开户通商方面显然较西方更具包容性。
最后，董老师指出，在中西关系史目前的研究情况中存在“分”的缺陷。一方面随着学科的精细化与专业化，历史学研究亦强调做小题目，往往容易“一叶障目”，对大问题缺乏思考，研究出现碎片化的状况。另一方面，以往研究强调“国别式”研究，更注重双边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多国的、整体的联系。董老师强调，做研究时应以“全球史的方法”看问题，避免“分”、注重“合”，以互动、交流、网络的视野和方法来研究这段近代早期历史。
在提问环节中，董老师耐心解答了同学们的问题，其中，董老师强调研究历史要牢记“文明有强弱之分，无高下之别”这一观点，以平等的、客观的态度去进行考察与评价。最后，张锐老师从全球史视野、跨学科融合和多语种文献研究三方面进行总结。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撰稿：颜雪纯、温子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