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下午三点，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学报编辑部与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联合举办的青年学术沙龙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冯契学术成就陈列室如期举行。
本次沙龙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潘斌老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陆凯华老师做了题为“‘结构’的历史主义何以可能”的报告，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寅老师任评议，另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朱晶老师等多名师生参与本次沙龙。
陆凯华老师表示，本次报告的核心意图在于总结上世纪60-70年代爆发在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为代表的“结构”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承继卢卡奇、葛兰西所代表的历史主义传统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间论战之理论遗产的基础上，以阿尔弗雷德·施密特（下称A·施密特）对马克思历史主义的结构化改造为视角，对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这两种对立的解释路径加以调和。陆凯华认为，施密特的贡献在于创造性地以一种“类结构”的思路，来重述马克思主义原本的历史向度。该方法意味着，通过建立一种描述社会生活图式变迁所需的“否定的总体性”及其辩证法，从而以体系的方式为自身划定效力的边界，并建构一门“向客观性不断开放”、一种非主体中心主义的“科学的历史主义”。
为此，陆凯华老师分三个环节探讨了这一路径的可行性：
首先，是对A·施密特为厘定马克思主义中“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之间存在的张力，而从葛兰西处化用的“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概念的考察。结构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历史主义立场的批判多聚焦于后者在《资本论》解读问题上“叙述方法与思辨起源混淆”（阿尔都塞语）的态度。而A·施密特的“历史编纂学”则意在令“时间的顺序和思想的顺序相互贯通”。“历史编纂学”仍建基于概念体系，但却力图在对历史材料适当处理方法的探究中，将传统历史主义立场中“规律”的收容场域由历时性的“历史”转向共时性的“结构”，同时又将结构本身视为历史诸要素在逻辑上运动的结果，以避免堕入对历史主义的全面放弃。有鉴于此，“历史编纂学”必然包含三大特质：提取普遍性的语言学方法、强调抽象再现与历史材料之比对的批判性要素，以及为防止自我意识形态化的“结构-再解构”要求的自反性因素。
其次，陆凯华具体讨论了A·施密特构想中对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起直接作用的两点：作为叙述的“结构化”与作为“叙述起点”的世界史“制高点”。“叙述的‘结构化’”来源于对马克思相关论述中“结构”之维的发掘。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诸多范畴及其规定性的概念化“叙述”，呈现为一种同质性的现实片段，一个非历史化的“共时性”的截面。而后者在理论上的表达，就被马克思本人调侃为“仿佛是先验的结构”；同时，对动态的历史采用结构化叙事也并不是某种庸俗历史主义“以今度古”的论断，结构的体系能成为衡量过去的“制高点”，恰表明了该时代已然进入了自我反思乃至批判的高度，从而能看清自身的限度与“临时性”。
最后，陆凯华重释了经此改造后的“历史性”与“历史知识”概念。从马克思著名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论断入手，陆凯华将上述“结构的历史话语”视为某种“元叙述”（Meta-Narrative），并设想了一种克服所谓资产阶级“静观”（Contemplation）的“介入性知识”。最终提出，“结构的”历史主义的理论对手实际是以克里斯托弗·阿瑟为代表的“体系辩证法”和以巴迪欧为代表的“事件哲学”。
报告结束后，朱晶老师就陆凯华老师引述的进化论等相关科学概念的具体含义加以专业性补充，并对“结构”（Structure）等概念进一步的清晰化运用提出了详实、充分的建议。
其后评议张寅老师则从四个角度向陆凯华老师商榷：
首先，张寅指出，“非静观”的态度并不取决于对“历史”或“历史性”带来的变化感的强调，关键在于能否问出“我”自身（这也意味着理论家本人）对自己学说而言所处的实践地位，乃至“他者”相对于“我”之学说的位置如何摆放等一系列更切实的具体问题。这意味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理当要求的“非静观的历史哲学”不能停留于某种抽象立场，而当正面回应“在何种时机或条件下历时性/共时性叙述是有力/有利的”这一问题，从而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介入”。
其次，张寅提出，“历史”与“结构”两概念乃至其对应解释路径的区别核心并不在是否包含某个特定的逻辑体系，历史的方法仍企图以逻辑体系把握历史，通向所谓“具体的总体”，但却忽略了“历史”与“结构”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对应当事人的语言而后者属于理论家。我们用以把握“历史”，描述“结构”的“偶然”、“必然”等范畴实质是理论家语言的后果，并不能作为提炼规律或做出判断的依据。
再者，张寅暗示，历史的方法代表的调和“结构”与“历史”（“主体”）的努力很可能不具有基本的合法性。在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活跃期，理论家根本无法作为生产范畴与结构性话语的“理论家”来活动。理论家的语言或共时性叙述只能完善或结晶于当事人声音消退的时分，因而在此意义上，理论家的话语不能成为某种对世界起规范作用的“中立描述”，不能胜任某种未来预言而仅能成为所谓“失败大全”。
最后，张寅从巴迪欧-梅亚苏等当代激进理论的立场，对陆凯华上述理论尝试的核心动机，也即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建构添进由结构性因素带来的否定性与开放性提出质疑。在张寅看来，数学形式等“思维之外存在的事实性”（梅亚苏语）同时对理论家和革命者提出了最低限度的约束，该约束确认思维停止的情形，一定意义上挑战了以概念思维通向某种“思维之外存在的必然性”这类古已有之的努力，从而变相地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历史建构的开放性”划定界限。
评议结束后，与会师生就相关议题向陆凯华老师、张寅老师积极提问，最终由潘斌老师加以总结。本次沙龙在全场师生的热烈讨论与回应中结束，与会同学无不受益良多。
撰文：胡可欣
图片：倪天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