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4-25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于华师大闵行校区成功举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下的‘德法之争’”青年学者工作坊。来自全国各地二十余位青年学者出席了本次工作坊。工作坊分别围绕德法之争与中国话语、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卢卡奇及西方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与方法论、德法政治哲学、批判理论与福柯等多个主题展开了积极有效、富有成果的交流。
工作坊共由六场会议组成，以会议报告与相互讨论的形式进行。24日进行前四场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陆凯华老师主持工作坊开幕式。首场会议以“德法之争与中国话语”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韩蒙老师主持。浙江大学哲学系李哲罕老师、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肖鹏老师、南京大学哲学系黄玮杰老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张婷婷博士先后发言，与会学者参与讨论。
李哲罕老师率先为本次工作坊的“德法之争”奠定了基调，他以“就两位法国哲学家在柏林关于德国哲学的一场对话的展开”为题，指明了德法两国的哲学在历史中呈现出一种高度复杂的、特殊的关联性，通过两位具有明显的德国哲学背景的当代著名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和让-吕克·南希于2016年6月30日在柏林艺术大学关于德国哲学的一场对话，进而指出“法国哲学”与“德国哲学”的“异”与“同”体现为一种哲学内在发展逻辑上和时代特殊性上的“异”，而它们在根本上则是展现出哲学作为关于“存在”的一种“对话性”上的“同”。于是，这种框架也就提供了如何去妥切地与其他哲学传统，诸如分析哲学、中国哲学或非洲哲学等共处的可能。人类世界发展在时间线上的不同步在十九世纪以来就逐渐被校准而趋于一致，那最后之前各种迥异的思维方式也将会因为交汇而趋于一致。
肖鹏老师报告题为“东西方文明间的对话是否真正可能？——重思海德格尔与日本学者的对话”，通过阐释在1954年3月，海德格尔与日本学者手冢富雄关于东西方文明在语言存在论层面上的对话，即《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分析了海德格尔与手冢富雄对话的思想进路，揭示了海德格尔的一种矛盾的、含混的立场。对于中华文明而言，根本不缺乏对存在论的理解，“道器不分、体用不二”本身就是理解存在极高的境界。唯当汉语通过“内在澄明”和“对外部境况的守护”，方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阐扬其话语生命力，并藉以彰显中华文明的自觉与自信。
黄玮杰作了题为“‘去崇高化’批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外的拓展——从法兰克福学派到法国理论”的发言，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领域的商品化与社会文化领域的“去崇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无疑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重大性预见。在当代西方左派思想发展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基础，将“去崇高化”分析，全面深入到了心理层面，指认了其压抑性，进而提出了“压抑性去崇高化”批判，并在法国理论中得到回响。当代西方左派关于“压抑性去崇高化”问题的思考试图在商品生产之外寻找批判和叙事支点，从而在主体意义生产维度打开变革空间的理论尝试。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讨论范围，却也转移了社会现实斗争的焦点，加剧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发展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值得学界进一步反思其教训。
张婷婷提出了“破解现代性难题的中国方案”，阐释了哲学家们面对现代性难题所给出的拒绝现代性、解构现代性、重建现代性的拯救方案。其中，马克思立足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现代性的方案，基于关注现实生活过程的基本立场，为我们解决现代性难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论指导。当代中国通过富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超越以资本为主导的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超越单一的经济增长，追求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超越虚幻共同体，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振全球发展的信心是中国为应对现代性难题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也为人类历史发展打造了一幅新型文明图景。
第二场会议以“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为主题，由厦门大学哲学系唐瑭老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韩蒙老师、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谢晓川老师、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阳老师分别发言，与会学者参与讨论。
韩蒙报告题为“德国现代化境遇中的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运动是把握在哲学中的德国现代化进程。在1835年至1845年这十年期间，以施特劳斯、鲍威尔兄弟、恩格斯、马克思等为代表的德国知识分子，沿着黑格尔哲学的现实化道路，以理论的方式力图参与“德国式的现代问题”的解答之中，探索德国特殊的现代化方案。在以往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研究中对于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所共同面对的时代议题及其不同解答，缺乏独立且系统的研究，而这或许是理解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价值、揭示马克思与该学派理论关系的更为切实的途径。为了充分呈现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发展的脉络及其与马克思的互动，如下四个关于德国道路的时代议题是有必要深入阐发的：基督教与现代国家、德国理论与法国政治、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个人与共同体。
谢晓川以“理念的外在性与精神的直接性中的自然——从黑格尔《哲学全书》和《艺术哲学讲座》相关章节论外在自然与艺术自然的差别”为题，提出自然和艺术的关系是把握黑格尔艺术哲学中艺术概念的关键，尝试在黑格尔哲学之事“理念在自身中实现与自身的统一”中来阐明自然概念在黑格尔自然哲学和艺术哲学中的差别，并说明黑格尔如何通过对自然和艺术关系的探寻达到艺术概念的理性根据。
周阳作了题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萌芽——‘私有财产决定政治国家’的逻辑与对‘国家形式’的批判”的报告，指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私有财产决定政治国家”命题是关于社会总体的一般规定而非特定历史的特殊规定，它与“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实体等级决定政治国家”两命题构成了一个统一总体，统一的基础在“私有财产决定政治国家”命题，该命题的逻辑形式是“推理论”。黑格尔“国家形式”理论的逻辑也是“推理论”，其“质的推理”、“反思推理”与“必然推理”三元也构成一个统一总体，统一的基础则在“必然推理”。但黑格尔的总体是自足的、无矛盾的，它内部诸元的统一是无条件的，而马克思的总体则是一个矛盾体，它内部诸元的统一有赖于诸多外部条件；而正是对条件的外在性的重视，使马克思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
第三场会议以“卢卡奇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题，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祁涛老师主持。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栋老师、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蔡淞任老师、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爱民老师分别发言，与会学者参与讨论。
杨栋以“前法西斯主义的自我辩护与‘第三条道路’——卢卡奇《海德格尔重生》中的海德格尔批判及其反思”为题，强调《海德格尔重生》在当代思想史中的效应虽远不及它的批判对象《关于人本主义的书信》，但着眼于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思想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域中的因缘交汇，作为卢卡奇首次正面直击海德格尔的文本，《海德格尔重生》值得特别重视。通过阐释这一文本中卢卡奇批判海德格尔的立场和观点，并从海德格尔思想的角度审思这一批判，表明除了隐微的承认，卢卡奇由点及面地否定了海德格尔从《存在与时间》到《关于人本主义的书信》的思想。这种从政治定性出发、将《关于人本主义的书信》视作前法西斯主义自我辩护的哲学批判，在相当程度上错失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内核，最终走向对海德格尔思想之为精致唯心主义的当代哲学“第三条道路”的判断。
蔡淞任发言题为“卢卡奇论青年黑格尔的‘实定性批判’”，指出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分析了黑格尔早年以主观主义立场抨击德国落后的宗教-政治状况的理论工作，这凝结在图宾根至伯尔尼时期黑格尔对“实定性”概念的批判中。在黑格尔此时的思想中，实定性意味着现实之中既与的、强制的、僵死的教条和法令；与之对立的正面典范则是古代希腊基于集体情感与自由的宗教与政治。这种激进的复古想象与法国大革命直接呼应，并与反动的复古想象相对抗。通过这种批判，黑格尔透露出其辩证法思想的萌芽。
周爱民作了题为“论物化批判的主体间性辩护路径”的发言，认为在当代复兴物化批判的辩护路径中，以哈贝马斯和霍耐特为代表的主体间性辩护路径影响广泛。该路径一致强调物化是对主体间实践关系的损害，并主张用主体间的正确实践关系批判物化现象。但是在具体对待物化批判的规范性与可能性问题方面，该路径的内部差异较大。哈贝马斯主张物化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霍耐特则严格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物化，认为物化实践的错误在于遗忘了先在的基本承认。主体间性辩护路径尽管可以解决卢卡奇物化批判的困境，但是也会导致对物的物化问题的忽视。弥补这一缺陷，只需在主体间性辩护路径中重新置入物的维度即可，无需抛弃这条辩护路径重新走向形而上学。
第四场会议以“阿尔都塞与方法论”为主题，由《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周小玲主持。厦门大学哲学系唐瑭老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陈俊昆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张吴奇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寅老师依次发言，与会学者参与讨论。
唐瑭报告题为“危机与改造：晚年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与阿尔都塞对此的理论重构出发，指出阿尔都塞理论改造的动机在于其对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在哲学认识领域的理论实践的不满。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理论实践的场所不应是在哲学认知领域，而应在与认识领域相平行的意识形态领域，并以理论家介入政治时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这种斗争不是通过意识本身实现的现象学式批判就能达成，它本质上就不属于一个哲学认知问题，而是以历史科学为基础进行（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者实践。进言之，阿尔都塞的两大理论改造，就是通过重叙理论实践的形式将理论危机的解决从真理的实现转化为理论的科学化以及偶然相遇的实践，以此为处于低谷的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理论的武器。简言之，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改变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方向，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俊昆从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经验主义”观点持明确的反对态度出发，围绕“阿尔都塞对‘经验主义’的批判是对的吗？”这一反思，指出阿尔都塞所批判的“经验主义”，既包含狭义的经验论，也指向黑格尔哲学。阿尔都塞不仅在理论上批判了“经验主义”的认识论结构，同时还以超越“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断裂”为标志，将马克思的学术史划分为青年时期和成熟时期两个阶段。作为“经验主义”者，汤普森和施密特都对阿尔都塞的批判做出了回应。尽管阿尔都塞通过对“经验主义”的批判，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创见，然而他对“经验主义”的批判是有问题的。回顾这场思想史的争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
张吴奇以“论辩证法的当代形态——基于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视角”为题，提出伴随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新境遇，辩证法理应随之调整自身的存在形式（詹姆逊）。因而，基于对“体系说”与“方法说”两条理解路径的批判，詹姆逊提出了空间辩证法，即一种表征与再现当代社会生活关于“本质与现象”的矛盾背反的视域理论；在理论构成上，空间辩证法表现为一表一里两个层次，前者是以“共时性”、“历时性”与“矛盾性”为特征的“非同一性”主张，后者则是要求考察“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关系的“总体性”立场；而在现实关怀上，《资本论》被詹姆逊视为是辩证法切中资本主义系统、让事物保持开放状态的极佳典范，对我们理解辩证法的当代形态具有重大意义。
张寅作了题为“基于奇异性的历史叙述”的主题发言，指出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对有据可考的历史做出某种意义上有用的理解是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与德国唯心主义和诠释学的思路不同，马克思主义更加严格地限定了认识历史的条件，把不完全由主体控制的历史事件和行动作为这些条件的关键因素，从而在历史认识的前提中加入了现实的维度。在这一思想传统中，马克思把理解历史的条件识别为社会的自我批判，本雅明把当下的行动确立为认识历史事件的条件，而巴迪乌通过引入一种新的理念性，把基于奇异性的历史重构看作对永恒的认识。
25日继续进行余下两场会议。第五场会议以“德法政治哲学”为主题，由浙江大学哲学系李哲罕老师主持。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包大为老师、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闫婧老师、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艳秀老师分别发言，与会学者参与讨论。
包大为以“从历史到历史科学：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阐释”为题，认为在一个多世纪的理论演变中，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黑格尔主义的中介，开始将辩证法真正引入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构想。同时又通过对青年马克思哲学著作的译介和讨论，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设想。在由政治因素介入的持续论战中，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对过去一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正反经验进行了反思，另一方面则承接了20世纪未竟的政治解放实践，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当代症候进行批判。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背负着理论和实践的历史重负，试图彻底离弃政治伦理在重新构建的“元政治学”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民主政治进行激进的批判。
闫婧围绕“‘国家空间’及其世界化进程”对列斐伏尔国家空间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她指出列斐弗尔有关国家的理论长期未受到重视，认为列斐弗尔的国家思想从其对资本主义空间的批判中发展而来，是对全球化时代国家形态的理论化，“国家空间”思想是这一理论进展的过渡环节，提出列斐弗尔“国家空间”思想源自于黑格尔，并由马克思批判性的现代国家理论传统转化而来，这一思想契合于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生产方式的当代转型，且指向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转型及其世界化进程，强调列斐弗尔有关国家空间及其世界化进程的思想，批判了新自由主义之国家“去地域化”的主张，也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全球化时代国家理论的解释范围，但其关于国家自我扬弃的主张具有浪漫主义的性质。
王艳秀从《论犹太人问题》谈“异化”的循环论断及其突围。她指出目前国内对《论犹太人问题》的研究虽然各有侧重，但是在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关系问题上，认为政治解放虽然有其局限性，但马克思把人的解放理解为一个历史过程，而把政治解放视为这个过程的一个历史性环节是一个基本具有共识的看法，认为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不仅通过对政治解放抽象性的揭露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而且对政治解放之悖论性的分析中蕴含着不同于黑格尔进步史观的新的可能性，但是青年马克思止步于这个可能性的门口，而卢梭对起源的探寻或许提供了这一可能性的完整阐释。这种可能性史观通过三维空间视域的障碍-回溯-对倒机制提供了理解政治原理与历史秩序的新方法。
第六场会议以“批判理论与福柯”为主题，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包大为老师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潘乐老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李嘉弘老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乾坤老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陆凯华老师先后发言，与会学者参与讨论。
潘乐以福柯和马克思为核心论述生产性社会权力问题，认为现代社会理论中对社会权力概念的界定始终保持着开放性，各种对于权力维度的分析莫衷一致，但是就这一概念的界定而言，与社会权力概念相对应的主要是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在此基础上指出马克思和福柯揭示社会权力（socialpower）的生产性维度，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实体性的权力概念。社会权力的问题在于权力如何生产社会构成，提出他们通过对各种权力“替代性概念”的区分，理清了社会权力的基本范围，并通过规训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权力构成。
李嘉弘以“福柯论对自我和他人的治理”为题，梳理了米歇尔·福柯生命最后七八年时间的工作、特别是他在1977-79年在法兰西学院所做系列讲座的内容。他认为，在以《规训与惩罚》为代表的“权力”时期的福柯思想和后来“自我修身”时期的福柯思想之间并不存在着某种断裂；相反，这一时期存在着一段以治理为主题的平稳过渡。经由治理问题，福柯先前采用的权力-抵抗的旧的分析模式最终转向治理与真理的关系结构，进而形成了后期褔柯自我治理和主体塑造的叙事框架与基本线索。同时，福柯这一时期对现代治理技术的历史分析也为我们批判性地认识现代国家概念和当代新自由主义学说等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李乾坤认为20世纪西方批判理论传统中，霍克海默对于批判理论的界定和福柯在晚年对于批判哲学的阐释之间的比较值得我们注意，因而通过比较霍克海默与福柯的思想厘定与探源批判理论和批判哲学。他指出批判理论强调理论的真理性需要在对社会过程的把握住来验证，它以社会活动作为自己的对象，以社会的合理状态为目标。批判哲学强调批判的本质在于不服从，它的主题则是主体与真理的互动关系。批判理论和批判哲学都将笛卡尔视作自己的批判对象，认为笛卡尔代表着一种将真理性放置在主体的自明性之上，高度强调数学结构和形式逻辑的思维形式，而贬低了人实践与社会活动。批判理论与批判哲学都以解放作为目标，在方法论上都强调理论与人的实践的关系，这种共同性有其现实和理论的原因，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在对待解放可能性的态度上也截然不同。
陆凯华从A.施密特对马克思历史主义的结构化改造视角追问“结构”的历史主义何以可能？他指出上世纪60-70年代，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为代表的“结构”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葛兰西所代表的历史向度的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在这一背景下，德语学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予以回应的同时，也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说的新一轮反思。因此，以A.施密特（Alfred.Schmidt）为代表的当代学者试图调和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这两种对立的解释路径，继而为马克思主义其历史主义学说增添新的理论活力。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主义不可丧失其历史向度，但对其历史向度的表述完全可借助于一种“结构”的方法，即建立一种描述社会生活图式变迁所需的“否定的总体性”。A.施密特及其后学在这一方面的理论努力对马克思《资本论》方法中的历史主义结构化改造，即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关系新的阐释与理论贡献。
最后，陆凯华老师作了总结发言，并对百忙之中前来参会的各位老师表示了感谢，宣布2020年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学者工作坊圆满落幕，期待2021年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