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5日下午三点，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徐俊忠先生做客冯契智慧讲坛，在哲学系2102教室为哲学系同学带来题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缘起”的讲座报告。本次讲座由哲学系系主任陈立新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徐教授向众人介绍了自己的治学背景以及选题由来。他深感国内既缺乏与时俱进的研究课题，又未能在本土化领域下足功夫，决定追随导师，深入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为世界层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交流提供中国独有的原创性内容。他认为国内仅仅以哲学的视角去理解毛泽东思想是不够的，为此他反思哲学研究应该打通学科壁垒，吸取多元知识与经验。基于毛泽东思想与改革开放之间有特别联系这一理论设想，徐俊忠教授特意选择“一五”时期之后的毛泽东思想为研究对象，发掘有创造性的理论观点，为改革开放寻找一个新颖独特却不失情理的“历史缘起”。
徐俊忠教授通过大量文献材料的考证，整理归纳出毛泽东在“一五”之后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尝试的内在线索，即“舆论准备——改革推动——要求开放”。徐教授指出，毛泽东首先重提反对“教条主义”，一方面是为改革宣传造势，另一方面是为消除中央集权过多的体制弊病。他解读毛泽东此举不仅是要破除“照搬一切”的学习方式，还是为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向下赋权”做准备。徐教授通过援引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毛泽东的讲话，佐证毛泽东向下放权，减少中央行政限制、激发地方经济建设的改革意图：譬如毛泽东要求“虚君共和”、毛泽东鼓励企业自治、毛泽东质疑用行政管理经济、毛泽东支持“社会主义商品发展”等。教授进一步指出，现在的治国理政和经济建设思路就来源于当时这一“向下赋权”的总体战略，两者之间有继承关系，故毛泽东的道路和探索的确应被视作一种缘起。
除了考证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方面的探索，徐教授还注意到毛泽东在外交方面的“急先锋”与“大宗师”特色。他认为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毛泽东制定的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交往战略上，要同时关注毛泽东向西方非社会主义国家诸如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寻求开放与合作、引进资源与技术的急切与真诚；他还认为也不要只关注毛泽东在交流过程中重视的合作部分，而要能注意到毛泽东有关香港问题的态度、访问苏联时围绕中东铁路及旅顺港口等基地的谈判，以及“打扫干净房子再迎客”的基本战略。这些反映的是外交开放过程中面对棘手局面的博弈，是如何争取援建而又能保护主权的考量，是不动声色地瓦解国内境外势力的作战。徐教授感慨，即使在“文革期间”，中国的对外贸易依然在增长、对外经贸的合作依然在继续，这些很大程度是毛泽东独到远见和其所定下的外交策略的功劳。
徐教授立足于翔实的史料文献，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与外交层面的探索，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缘起。他将一系列关于毛泽东改革、外交意见和建议的实证，与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中的讲话与报告作了对比，发现过去所认为的对立的“两个三十年”实际上并不正确，反而有内在的一致性和承继关系：同样批评教条主义与集权过多、同样尝试放权赋权激活经济、同样寻求有原则的开放外交。毛泽东思想毫无疑问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先声！徐教授和在场同学们分享了他个人的一些想法：他既为毛泽东思想能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那里获得出场，成为历史缘起而欣慰，又为毛泽东早年的探索在当时的沉寂而遗憾。
本次讲座，徐教授从推断毛泽东“一五”时期后的思想与尝试为改革开放的历史缘起着手，通过对于文献史料的解读，阐发了一种对于“两个三十年”关系的新论述，为同学们打开了新的视野；教授的真诚与激情也激发了同学们的思考，他们纷纷向教授提问毛泽东思想探索过程的细节和疑点，而教授也耐心地一一做了回应。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顺利结束。
文字：余涛
摄影：何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