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9日，“社会行动的规律与规则”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举行。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办，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协办。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约二十余人，从不同的主题集中展开了社会科学哲学的讨论。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作开场致辞，并以《作为哲学概念的“事实”》为题的作主旨报告。他指出，哲学需要关注“事实”的概念问题。事实区别于虚构、价值或理论，又与人类的交往行为、理由和构造理论的活动相交织，同时还依赖于经验的证据与制度性保证。童世骏强调，我们今天面临着“事实”的危机。在互联网日益发达的时代，信息既容易存储又容易删除，发言者很容易匿名，不发言者却容易被冒名，谎言的流传反倒成了当代的“事实”。要应对这样的事实危机，我们可能就需要反思传统上对事实的客观主义理解，而对“事实”的各种概念特征作更为全面的把握。
上海师范大学的贺敏年博士作了《因果、行动与日常——实践推理视域下行动分析的客观性内涵》的报告，着重讨论了如何在行动分析中重新引入因果范畴的问题，基于因果与意向的逻辑证成转化为立足于相似与陌生的实践规范，而一种系统化的行动分析则逐渐导向具体化的实践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何松旭博士在《马克思论自然、劳动和社会》的报告中指出，只有到了最后的《资本论》时期马克思才真正找到了货币之谜的关键，即发现自然不仅在我们生产和消费活动中是一个关键环节，而且也在交换中以一种特殊方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对这段辩证法的揭示，为我们理解社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批判视角。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郦全民教授报告了《社会研究的计算进路》。他指出，社会科学理论的反身性及其意识形态特征，构成了经验和理论上的双重困难。郦全民认为，计算社会科学提供了解释社会现象的新模式，即把社会实在的本质定位于信息与数据，从而提高了对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的预言准确度，在实践上也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北京师范大学的张伦副教授作了题为《计算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初探》的报告。她指出计算社会科学就是用大量高质量的数据通过一定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人类行为的模式，在方法上区别于社会科学的传统范式，但仍然有一些社会科学的传统问题保留了下来，譬如分析单位、时间维度、概念化和操作化等，都可以用计算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给出新的回答。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的赵超博士讨论了《对大数据研究的社会学知识论反思》。他认为，从根本上来看，计算社会科学所秉持的知识观实际上是对实证主义科学观的颠覆，放弃对因果解释的追求，在社会学的知识论层面意味着“后科学时代”的到来，也就是不再把精确的科学化作为社会科学知识的唯一追求。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的王巍教授作了题为《社会科学中“理论”概念的哲学分析：以国际关系学为例》的报告。他首先介绍了社会科学“理论”概念的争论，并以国际关系学为例，探讨其三种宏大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的未来融合，主张一种“整合多元论”的而非“通过多元统一”或“分离多元论”的立场。王巍强调，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然不可或缺，期待国际关系学的宏大理论形成多元整合，形成自己的科学研究纲领。
广东财经大学的袁继红教授讨论了《规范、规范性与社会科学解释》。她以毕凯瑞（C. Bicchieri）和瑞斯乔德 （M. Risjord）的工作为核心，认为毕凯瑞不但消解了社会规范的规范性功能，而且其解释性功能也过度限制于混合动机博弈的解释，从而模糊了启发性解释和慎思演算机制。瑞斯乔德对毕凯瑞作出了中肯的批评，但其生态分析进路也存在待解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徐竹副教授作了题为《社会科学解释中的规范性理由与参与性观察》的报告，讨论了斯蒂芬·特纳（S. Turner）对规范性理由解释的批评。徐竹指出，立足于参与性观察的方法论，特纳的“循环论证”只关注了纯粹的观察维度，而没有看到参与维度所发挥的实质作用。行为的规范性解释仍然能够在社会科学实践中占有必要的位置。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的惠春寿博士讨论了《社会道德的实证性与规范性》。他反驳了高斯（G. Gaus）关于“真实的社会道德应该被公共证成”的观点，指出道德观念往往是诉诸情感或直觉的；而在欧克肖特（M. Oakeshott）的意义上，说服性论证或许能够成为证成社会道德的可能方式，避免从实践中抽离出来的证成。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潘霁教授作了题为《从反映真实到象征架构：数字网络环境的信息可信度评估》的报告，从理论上揭示“可信度”概念的反映论假设及其在网络环境中遭遇的解释力危机。潘霁主张将特定传播技术创造的符号结构概念化为媒介框架，并从框架理论视野出发来重新理解“可信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胥琳佳副教授的报告《公众对争议性科技议题的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通过大量的数据收集，着重探讨分析了转基因食品议题中的公众态度形成的媒介与舆论两方面影响因素。她通过对事实性知识机器子议题所构建的态度形成阶段进行分析，探讨了媒介使用频率、媒介态度感知和社会规范感知对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的影响。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张巍副教授作了题为《集体行动的合理决策》的报告。他提出，集体行动决策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可以构造某些理想要求，并且认为这种理想状态下的集体行动决策机制也可以尝试处理人机互动的决策问题。而真实情景中的运用还需考虑相关的价值和附加反馈的因素。
除了报告人以外，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应奇教授、朱晶副教授和郁锋博士，也参加了会议的交流和讨论。两天的会议集中而高效，每一场报告都引起了与会学者热烈的提问和讨论。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次集中讨论社会科学哲学主题的难得机会，从彼此的报告和交流中获益良多。
（供稿：赵文华、徐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