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16日，大夏外国文学研究交锋论坛（第四期）在外语学院319会议室成功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上海外国语大学虞建华教授、上海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主任曾桂娥教授、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尚晓进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陈俊松教授为报告人；华东师范大学金衡山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杨国静教授为评议人，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主任陈俊松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张牧人、姚晓玲、陈贝贝、黄珊云、陈启等老师，部分硕士、博士研究生参与讨论，线上线下师生近200人参加论坛。
本次论坛分上下两场，上半场是主旨报告，主讲人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虞建华教授。虞教授重点探讨了小说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早期文化中，对过往历史进行叙述和记载的经典作品都是诗史合一的，历史与文学交融渗透。在近代，历史变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打起了科学客观的大旗；小说则强调其艺术性和想象创造的虚构，两者互相排斥，二元对立，历史话语似乎占据道德的高点。虞教授紧接着指出，历史中的虚构难以避免，现代史学理论开始把叙事视为史学之根本，叙事同时也是文学的基点，两者之间就有了广阔的交集。后现代的新历史主义不是虚无主义，它更强调历史与小说的共性而不是差异，强调历史由谁书写和如何书写。小说通过艺术化再现历史，可以形成有别于官方修辞的历史修辞的反记忆，以至于成为一种对抗性的书写。文化想象结构加以重构或颠覆，可以让读者获得更加真切的历史体验。在文学话语、历史话语的并峙和碰撞中，历史书写的多种可能性和历史真相的多面性得以放大显现。
华东师范大学金衡山教授进行了点评。金衡山教授认为，虞教授以具体的历史事件为例证，从当下的历史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谈到历史跟文学这个永恒的话题。文学有揭示作用，好多历史上被掩盖的东西，在文学上得到了重现。作为对虞教授提到“新历史主义”的回应，金老师指出，当我们谈到历史或文学的时候，都涉及“虚构”，而当谈到历史与文化的时候，总是会落脚在文学创作的变化上。文学创作的变化是理论家来总结的，而理论家的总结又基于已经出现的作品，这两者无法分开。我们在谈历史、谈文化的时候，其实还是在谈方法、谈理论，以及谈视角。
论坛下半场为圆桌论坛，由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杨国静教授担任主持人和评议人。第一位报告人是上海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主任曾桂娥教授。曾教授探讨了爱尔兰作家科伦·麦凯恩的作品中包含的历史元素以及其中关于历史书写和记忆重构的主题。曾桂娥教授首先整体介绍了麦凯恩的作品，紧接着具体分析了《飞跃大西洋》和《无极形》这两部作品。一方面这两部小说包含了世界大战、废奴运动、民权运动、巴以冲突等重大历史事件，另一方面它们又都表现了沟通和共情对于全球化时代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核心纽带的作用以及包含了在民族冲突语境下如何构建共同体的问题。麦凯恩在小说之中将各种历史元素汇集在一起，表达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沟通和共情。从人类共同面对的现实出发，建立在整体性基础之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当今全球性难题的方法论和行动指南。
第二位报告人是上海大学尚晓进教授，她以“正史与传奇——漫谈当代小说中的塞勒姆审巫案”为题，探讨了塞勒姆事件如何成为美国集体记忆或文化心理的一部分。尚教授首先从塞勒姆审巫案的相关背景切入，结合19世纪兴起的历史书写热潮，指出塞勒姆事件这一文化记忆场是历史进步论、民族主义话语以及国家神话重重定义和编码的产物。接着，尚教授借多部小说，讨论了塞勒姆学术研究是如何改写和重构历史记忆的。其中，《叛教者的女儿》相关专著融家族史、官方史料和当代学术话语为一体，还原了巫术指控的历史情境与内在逻辑，重构出17世纪的清教世界图景，实现了塞勒姆学术话语的艺术性再演绎。《迪丽芬斯•戴恩的医书》则采取女性主义视角，以史学和人类学视野重构了历史中的巫医形象，想象性地建构出了一套有关巫医的神话，成功地逆写了塞勒姆的历史。如今的塞勒姆呈现出一派消费主义的文化景观，也同样起到了衔接过去、激活和重塑记忆的作用。
第三位报告人是华东师范大学陈俊松教授。他以“战争的隐喻——鲍里斯的《黄鸟》对伊拉克战争的记忆重构”为题，由浅入深地探讨了文学对历史与记忆的书写过程。陈教授首先梳理了伊拉克战争的相关历史背景，通过援引财政耗资、双方伤亡人数对比等数据，点明这场战争对于美国而言实际上是“一个不光彩的失败”。随后，陈教授指出，伊拉克战争在早期美国文学界中的反映显得格外沉寂，直到2012年，美国当代作家才开始以小说的形式对这场战争进行文学再现，凯文·鲍尔斯的著作《黄鸟》就是其中一例。陈老师认为，《黄鸟》对伊拉克战争的记忆重构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回忆场景，小说揭示出伊拉克战争背后的残酷真相，表现了战争对士兵造成的心理创伤，真实地再现了亲历伊拉克战争的士兵对战争的记忆状态。大量与《黄鸟》类似的战争文学作品，为普通民众了解伊拉克战争的真相提供了不同的视角，都对战争记忆的重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上海财经大学杨国静教授对三位学者的报告进行了点评。杨教授指出，三位老师都围绕历史意识以及历史再现的可能性问题做了精彩报告。杨教授提到，正如虞建华教授所说，历史具有两个层次的含义，在本体论中指真实存在的过去，在知识论中指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解释。历史书写在哲学讨论的层面上，体现了本体论上的一种不可再现性，为了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人文研究者有义务去抵抗遗忘、重新研究和书写历史，从而实现历史文化的再现。杨国静老师对曾桂娥老师提出的“历史的复述性”表示充分肯定，并表示这一历史复述性提供了一种民主和多元的叙述空间，使我们每个人都得以构建出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历史，使之无限趋近于所谓的历史本体，体现出一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姿态。此外，杨教授还指出，人文学者需要保有自我反思能力，允许自身文化中负面意义的存在，同时需要努力构建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文化话语体系。
在讨论环节，与会师生开展了深入的问答和探讨，涉及古希腊诗学、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文化记忆与小说写作方式的继承等话题。观点既有交锋又有融合，讨论气氛热烈，各位老师和同学都颇有收获。本次论坛由此圆满落下帷幕。
李佳璇、李子凌｜供稿
陈俊松｜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