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5日下午1-3时，百场校级学术讲座《“近代的超克”’与“脱亚入欧”——关于东亚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在外语学院333报告厅举行。报告人赵京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近年致力于战后日本思想史和中日文化关系、尤其是战后日本左翼批判势力的研究，为开拓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做出贡献；同时，其所翻译介绍的柄谷行人、子安宣邦等日本学人的著作，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促进了中日两国进步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沟通。外语学院院长、副院长、日语系教师、研究生以及三四年级学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报告人首先阐释了讲座主题的背景，提出在150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现代化，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帝国主义霸权深深介入到以殖民侵略方式称霸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日本知识分子曾用力探讨现代化与现代性、西洋与东洋等问题，出现各种不同的见解与意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近代的超克”。“近代的超克”代表了几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思考，但它未能对日本的现代化道路给出根本性的反思与批判。而“脱亚入欧”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极力推进的现代化方案与国家理念。这两者显示为一个硬币的两面，最终目标都在于重新确立日本国家在霸权结构中的地位。
报告人重点分析了日本“脱亚入欧”的策略，通过对福泽渝吉《文明论概略》的文本解析来观察“脱亚入欧”策略的内涵，即策略结构上具有的三个互相关联的逻辑层面：
第一，“脱亚入欧”现代化战略最直接的逻辑归结和政治目标，就是建设现代化主权国家，完成一国之独立，以免遭受被殖民化的危机。对内推动商业发展以繁荣国民生活，对外依靠军事力量保障国家独立与主权不受侵犯。这是19世纪帝国主义的国际关系和霸权结构所致。
第二，福泽渝吉将欧洲各国和美国归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国家归为半开化的国家，非洲和澳洲的国家归为野蛮国家，并指出人类文明的历史必然经过一定的顺序与阶段，即从野蛮进入半开化再进入文明。所以世界各国想使本国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福泽渝吉是以进化论的逻辑来证明一国之独立，在这个过程中，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策略将西方帝国主义的逻辑内在化了。这个“文明—半开化—野蛮”的三级结构内蕴一个歧视与宰制的机制——“文明”需要“野蛮”的衬托。
第三，福泽渝吉认为，只要以文明论的方式叙述历史，那么这种历史叙述必然要创造出一个对立面的存在。“脱亚入欧”的内在逻辑依据，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论，它原本以一国之独立为志向，最终变成了一个由帝国主义殖民逻辑衍生出来的掠夺与宰制的现代化方案，它与人类平等和文明共存的理念是相悖的。
最后，报告人着眼于亚洲地区的未来发展，分析了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实情，指出“脱亚入欧”在日本之外的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各地都有它的影子，对它的采用可能有不得已的历史与现实的理由。但是，鉴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张及其惨败的历史教训，证明了“脱亚入欧”模式荆棘丛生。被称为“亚洲时代”的21世纪，又一次面临政治秩序重组与霸权结构变动，应该思考在模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主权国家体制的同时，如何剔除殖民主义的歧视与宰制。“也许，未来东亚的发展需要另寻他途。”
报告人引经据典，回顾世界秩序重组背景下日本“近代的超克”论的话语史，探讨东亚现代性中“脱亚入欧”策略的问题与症结所在，理清“脱亚入欧”内在逻辑，思考亚洲的新出路。讲演结束后，师生们竞相提问，报告人就“文明和谐论”、日本学界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黑格尔对于东方的评价、“脱亚入欧”策略的成败等问题进行了回答和阐述，会场互动频繁，气氛热烈。（张月、潘世圣）